2016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

   发布时间: 2016-12-28    访问次数: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共产主义涵义再论证理直气壮拒斥“渺茫论”

避开共产主义理想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们认为,共产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涵义。作为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需要多少代人努力才能建设成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并不意味着遥遥无期,绝不能因为实现过程漫长就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作为成份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作为理想目标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行动起来,在实践中为其不懈奋斗。共产主义必胜,但不会速胜;实现共产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但绝不是虚无缥缈。

  

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旗帜鲜明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驳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荒谬性在于用单一时间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时效性。“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给马克思主义贴上“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以“革命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为借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外某种舆论误导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的骗局。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理论,也是建设理论,是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有学者指出,所谓的“指导思想多元论”实质反映出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无知。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排他的,都由统治阶级思想独占。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过指导思想这一阵地,也从来没有与被统治阶级分享过指导思想的先例。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意识形态实质是思想支配权问题;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

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是实现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思想支配权问题,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因而事关政权的兴衰存亡。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当今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焦点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任何命题,不管有多少伪装,归根到底都是站不住的伪命题。有研究者提出,教育系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前沿阵地、独特战线,也是敌对势力渗透的首选目标。因此,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允许发生颠覆性问题。把握教育战线意识形态工作,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坚定性、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经济学篇

“林张之争”掀起产业政策讨论;两大流派辨析产业发展方向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被一些学者称为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次交锋。争论集中在产业政策上,两位学者的分歧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能否成功最终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够聪明,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为全人民的福祉着想。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张维迎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计划经济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受到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加深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国企改革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要求是在顶层设计阶段过去、改革实施阶段到来时提出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一次动员。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有专家指出,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改革,包括国企、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籍改革等,都应加大推进力度。其次,要推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创业。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要激发它们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个人是创业的主体,要改革科研、教育体制,解决当前应试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弊端和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三者应协同努力,共同打造公共创新平台,在社会上形成整体创新合力,给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资金缺乏的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所以要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研成果转化。还应鼓励跨国创新合作,特别是重大技术研发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政治学篇

民主危机源于财富分配不平等;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

政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源于对政治现实的反思,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等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民主的危机来源于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平等,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学者认为民主是关乎多数人的政治,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同质化的国家,民主才能带来和平与稳定。同质化的国家有三个要素: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社会平等。

  

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有研究者指出,现实中民主质量不高或表现差劲,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该国民众政治冷漠,而在于该国作为强势集团的政治精英们存在明显缺陷,如背叛、不守规则、缺乏协商精神等。当然,在讨论民主的缺陷时也要注意:第一,民主与其说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第二,民主本来就有低标准和高标准之分;第三,民主从来就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智慧治理;数据决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于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过去一年的研究相对分散,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地方实践研究;既有政府治理研究,又有社会治理研究。有研究者指出,要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要求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地位和职能的法律法规;二是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三是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

  

有研究者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处理技术。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此实现智慧治理、数据决策、风险预警、智慧城市、智慧公安、舆情监测等。研究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的“精准治理体系”、“智慧决策体系”和“阳光权力平台”在大数据条件下,将逐渐成为现实。

  

反腐力度成效有目共睹;反腐制度建设紧锣密鼓

政治学研究认为反腐败最为根本的是建立专业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并确保其有效运行。有研究者在反思为什么腐败这么严重,甚至导致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都被破坏时指出,当前反腐败资源、力量分散在各个部门,没有整合,更没有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

  

    2016年中国反腐败进入顶层制度建设阶段,一个十分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是中央决定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并首先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工作,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研究者普遍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置有助于强化监督职能,形成独立、统一的监督力量。不过,国家监察委员会尚处于改革试点阶段,其推进与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张宁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社会学篇

小康社会已成中外社会研究名词;西方理论难释中国社会发展成果

社会学众多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是在“小康社会”的逐步建构与推进中进行的。现在,小康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人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社会学名词。以这个名词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相继形成了中国式学科体系和东方学学科体系。还有研究发现,与中国经济产生的韧性相一致,中国社会在发展中产生的韧性,使西方形成的有关理论,既难以解释中国社会顽强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也难以诊断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更难以借助其所谓的研究发现提出建设社会的政策性建议。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需要在继承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因循小康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而系统总结,并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过程中,完善理论创新。

  

正确理解社会治理;良性互动共享发展

从专政到统治、再到社会管理、最后发展到社会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结果。正因为这样,不能将社会治理理解为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是“治理社会”,而应理解为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再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具体国情的实践需要,是“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的治理”。

  

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越是分化,不同利益主体就越明晰,社会团结的需求就越强烈。为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就需要在社会治理中建立健全“社会安全阀”,为日常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设计“出气口”或“发泄口”,减轻利益冲突压力,化解积怨式社会情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求得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发展。短期来看,治理的主要内容在于维权和维稳。长期来看,治理的目标是各个群体之间的共享发展,是建立流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是使社会个体通过自我奋斗而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用城镇化解决就业问题

户籍在基本公共服务中仍然起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为实现共享发展,中国城镇化需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学者认为,2016年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逻辑,主要围绕两个向度展开:其一是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重点是通过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固化城镇化的既有成果,通过拉动内需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二是以常住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而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重点是破除户籍蕴含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强化其人口信息登记能力而减弱身份歧视作用。

  

当前主要的城镇化任务,聚焦于农村籍大学生、军转复员人员、已经长期生活于城镇的农民工和90后农民工”等四类人员身上。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每年在城镇新增加的就业人数。从最近几年表现的态势看,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镇就业人数会接近200万。

  

传统社区结构不断地瓦解;小区建设要重视邻里关系

有研究发现,快速的经济转型已使中国从单位社会过渡到市场社会。原来以单位为基本结构所形成的城市集体大院与居委会空间布局,也随之转变为由市场购买力分化而形成的楼宇物业空间群落。在同一地域或者在同一胡同,不同的小区解构了“社区”的传统内涵。基于情感的、面对面的、具有相对持久情感联系的、具有亲缘特征的生活共同体已不复存在。现代性打乱了传统,但却没有建构起新的秩序。这就迫切需要通过社区建设来强化社会内部人文关系,从而提升整合水平。有些人将社区建设简单理解为养老、医疗、就业、物业管理或超市建设等,还有人将社区建设理解为15分钟服务圈的建设。显然,物质意义的小区建设易于被基层所理解,但却难以收拢多元化居民的心理。近期某些社会学研究重点开始从对“居委会意义的社区建设”转入到基层社会关系的重建。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伦理学篇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薄弱;学科建设理论探索任重道远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新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源头和最初形态,是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十几年,在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以及各种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繁荣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状况、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来看,都呈现薄弱的形态。作为中国特色伦理学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阶段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发展道路上面临如下问题:一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高质量的阐释和解读;二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人才奇缺;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对此,有学者提出,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用于实践;要回归经典,深挖经典文本原意,构建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要关注社会现实,勇于理论担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当前形势下亟需加强和推进。

  

工匠精神内容丰富;培育弘扬刻不容缓

在中西方历史和文化中,都蕴藏着“工匠精神”的丰富遗产。学界从定义、形成以及意义等方面对工匠精神进行了全面研究。有学者认为,工匠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高度认同、敬业乐业的精神,专注专一、全情投入的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尽管手工业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手工劳动在当代社会生产体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并起着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发展,机器生产正在重复手工业时代的某些特征,从而为工匠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有利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具有引领价值,有利于形成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的风尚,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也有利于克服在社会中弥漫的浮躁风气,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家国”思想大有活力;“天下”概念超越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人放在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共同体中,个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被包融在各种伦理关系中。这种家国天下思维,一方面提醒我们要重视家规家训等家庭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告诫我们,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当下民族国家的时代,仍然有思考的必要性。有学者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挖掘“天下”在当前世界现实中的价值并对未来世界展开了预言式的构想,指出,天下固然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却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特殊概念,它所指向的问题超越了中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问题。天下指的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世界。如果把天下理解为一个动态生成过程,则意味着世界的世界化。在人类尚未做到“以世界为世界”的时候,作为世界之世界尚未存在的时候,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

  

环境悬崖引人深思;解决问题更显迫切

“环境悬崖”的提出,既为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更为社会全面转型开启了可能性。学界一致认为,若想要实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就必须建立起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地球生命和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彻底改变人类社会无限度、无节制的生存与发展模式,探索和创建起有限度、有节制的生存发展新模式。而在操作上,要看到谈判行动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巨大作用。因为环境悬崖涉及不同的伦理主体,因此必须进行麦金太尔之问,以批判地拷问在问题解决中的公正平衡。此外,还要确定什么是合于时代条件的义之框架,在此框架下,如何达到有效的分合,以差等而统筹的方式解决公共而共同的环境危机问题。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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